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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龙之梦:新加坡的要MK体育- MK体育官方网站 MK SPORTS 世界杯官方指定平台塞及炮台规划简史

  在香港测绘和考证了诸多炮台建筑之后,自然也就对横向的参照和比较产生了兴趣。而在这方面与香港最有可比性的,无疑便是新加坡了。本文将简单的浅析新加坡的要塞、炮台的发展思路和历史,为日后的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经过与全球知名的军事历史题材出版社赫利昂出版公司(Helion & Co.)商谈,本人将与黎建熙先生(Benjamin Lai, 鱼鹰社资深作家)着手合作撰写一本介绍香港防御工事体系及其发展历史的书籍。这本全新的书籍将完全改变我之前连载文章的叙事架构,不但将更有条理、更系统性的介绍香港的防御工事,还解决了之前因为资料所限未能涉及的问题。除此之外,这本书还会包含我经过多年的测绘和考证之后绘制的大量此前没有发表过的绘画作品,力求在视觉上生动、精准地展现这些建筑的历史原貌。目前该书预计将于2027年出版,希望届时能够有幸继续得到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庄子·列御寇》记载,有人耗尽家财学习屠龙之术,学成之后却发现世间无龙可屠。此典故比喻耗费巨大的事物,如果脱离实际也将无所发挥。

  在“大英帝国”最鼎盛时期的全球线路图上,香港和新加坡一直是最重要的关键节点之二。香港是英国在中国所有利益的总后台,如果失去香港,那么在中国的7个租界以及在日本等地的商业利益将全部化为无源之水;而新加坡则是香港的上一站,如果丢失了这里,则通往东亚和澳大利亚的道路都将会面临风险。因此这两地一直都在英国的海外防御投资中分享着显著高于其他地区的份额。

  现代新加坡的历史始于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任命的印度总管总督(Governor-general of India)授权他在印尼的下属殖民地“明古莲”(Bencoolen)的副督级总督莱佛士(Lt.Governor Sir Thomas S. B. Raffles)在印度与中国的商路上建立一座新的中转贸易港。于是莱佛士通过介入荷兰人控制的柔佛苏丹的继承人纷争,获得了今天的新加坡岛这块土地。尽管当时英国政府并不知情,但是考虑到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对荷兰人的支持,荷兰最终还是在1824年签署的《英荷条约》中确认了此事。

  随着航运贸易的增长,新加坡的重要性也得到快速提升。这里在1832年成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的首都,紧接着1867年海峡殖民地升格为由伦敦殖民地部管理的帝国直属殖民地,不再隶属于英属印度。在这段时间里,与香港类似,新加坡主要依靠皇家海军作为盾牌,本地的防御投资相对较少。如果包括已经变为单纯礼仪用途的“丑闻角炮台”(Scandel Point Battery)在内,截止1870年新加坡总共建有6座炮台,位置如下: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1870年之前新加坡的要塞均围绕在新加坡河两岸及城区南侧在1840年代新建的“岌巴港”(Keppel Harbour)周围。这种部署在思路上与香港相似。位于中央高地上的康宁要塞(Fort Canning)与香港当年的美利炮台(Murray Battery)一样都即能控制海岸,也是紧急情况下总督要员的权威象征及避难所,其它位于海岸的要塞则主要是为了保护皇家海军的军舰与港口免于突袭。不过显然新加坡的防御部署更全面,更具有整体性,而香港的部分炮台则是在面临威胁时才临时改建的。

  从质量上看,此时期的要塞均为石砌结构,但是新加坡的要塞不但规模较大,而且还装备了不少在一、二等战列舰上用于“压舱底”的68磅重炮(68-pdr guns),显然优于香港主要使用的24磅级别的中型火炮(24-pdr guns)。

  总体来讲在这一时期新加坡的武装配置要优于香港,但是并没有达到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由于当时英国商人普遍认为军事要塞会对商业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大部分没有受到直接军事威胁的“殖民地”都更倾向于躲在皇家海军的保护之下,而不是自己投资防御设施。

  到了1860年代,在军事技术上,皇家海军已经完全过度到了蒸汽时代,此时储存在港口的煤炭成为了限制海军舰队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加以保护。从内政方面看,随着1870年代保守党在英国执政,整个英国的对外政策也逐渐从支持自由贸易为主,转向更加注重帝国的防卫安全。根据1878年“米怜委员会”(Milne Committee)的建议方案,新加坡和香港都得到了英国在海外最大笔的防务投资,远超其它任何殖民地。这一波大规模建设大概在1900年左右已经完全成型,下图就是1900年时点上新加坡的要塞和炮台位置。

  从图中可以看到,由于皇家海军的基地,储煤站、干船坞等设施都位于商业港口岌巴港周围,因此此时海防的重心已经明显向南倾斜,在最南方的“绝后岛”(Blakang Mati,也就是今天的圣淘沙岛,Sentosa)一带新建了大量炮台和要塞,反而是北侧主城区的防御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只有位于市中心位置优越的“富尔顿要塞”(Fort Fullerton)为城市发展让位,取而代之在东边海岸线上新建了“加东要塞”(Fort Tanjong Katong)。在同时期的香港,由于主要军事功能区域与市中心都位于维多利亚港的范围内,所以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

  位于圣淘沙岛的新建要塞以及经过改进的“帕尔默堡”(Fort Palmer)全部为新式的混凝土炮台,配备了前装线膛炮(RML guns)、8英寸后装炮(8 BL guns)、多种型号的速射炮(QF guns)以及诸如10英寸3型和9.2英寸6型(10 BL Mk.III & 9.2 BL Mk. VI guns)这一类重型反炮击火炮。总体上看岌巴港两侧的出海口处速射炮的比例很高,重型火炮的密度也很理想,因此至少在港口及周边区域内具备很好的火力投射能力。

  然而虽然新加坡的海军基地基本上获得了与香港的基地类似的防御水平,但其实是通过缩小防护面积,大幅度放弃对市区的保护而获得的。如果考虑到整个城区的防护的话,则此时新加坡的防御力度明显已经落后于香港,况且香港还获得了像布伦南鱼雷站(Brennan Torpedo Station)这样当时最新锐武器的加成。

  1906年前后全英国的新一轮海防战术调整也毫无疑问影响到了新加坡。这一轮调整的最重要内容是在指导思想上从防止敌人突入港口转为拒敌于海外,因此需要淘汰几乎所有指向港内或出入港航道的炮台,并将资源用于加强指向外海的那些炮台。除此之外这次调整还包括统一火炮型号,部署射程大大提高的新式火炮,这些变化不但可以减轻后勤压力,还可以通过设立射击指挥部,实现各处炮台的统一射击测算与指挥。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些调整已经实现,此时新加坡的要塞、炮台部署情况如下:

  从图中可以看到要塞的数量被大幅削减,原本位于城区乃至整个新加坡岛上的要塞已经被全部废弃。此时除了“勿拉尼岛炮台”(Pulan Brani Is. Battery)以外所有的炮台都集中在绝后岛上,彻底将这座岛屿变成了挡在新加坡南方的一座盾牌。而且岛上有4座炮台都装备了射程长达19公里的9.2英寸10型重炮(新加坡全境东西宽度将近40公里,南北宽度仅约20公里左右),理论上可以覆盖大部分区域。这些火炮都由设在花柏山(Mt. Faber)的射击指挥所统一指挥。

  与香港对比来看,此时新加坡的固定防御力量看起来已经被完全碾压,这一点从皇家炮兵的“香港新加坡炮兵团”(HKSAR)下辖的4个连都部署在香港,而仅有一个连驻守在新加坡就可见一斑。此外香港在防务上还放弃了覆盖面积巨大的新界地区,仅集中保护面积远小于新加坡岛的九龙和港岛,因此部署了更多的6英寸7型中型火炮,所以香港关键区域在火力投射密度方面超越新加坡的程度恐怕比纸面上看起来的更大。

  显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英军都认为相对孤立香港比处于马来亚环抱之下的新加坡更需要投入防御资源。然而很快事情就发生了变化——随着英日同盟和华盛顿海军条约相继到期,英国突然发现需要开始面对已经成长起来的日本军事威胁了。而且由于英军不可能将主力部队大量部署在亚洲,因此只能寄希望于防守反击的策略,期待能够使用远东的香港和新加坡拖住日军进攻,再等待主力舰队从欧洲赶来解围和反攻。

  为了执行这一策略,英军首先是在新加坡北部柔佛海峡内的“三巴旺”(Sembawang)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海军和空军基地,预留给赶来增援的欧洲主力部队整补使用。此外英军在东方的大部分防御建设投资也都落到了计划中进行关键性决战的新加坡,香港反而因为难以坚守,所以获得的投资很少,只能在现有火炮的部署上不断调整以求发挥更科学的作用。

  经过这些变化之后,到1942年2月的新加坡战役之前,该地的要塞和炮台部署情况如下:

  为了保卫柔佛海峡内的海军基地和附近的空军机场,英军在海峡东侧入口附近的樟宜地区(Changi)新设立了与花柏山并列的第二个炮兵射击指挥所,并且将大部分新增火炮和新建的炮台都部署在了这一带,使得此时的新加坡防御炮台形成了两个集群的布局。同时为了保证新加坡岛西侧的安全,在那里也新增了“布奥纳维斯塔”(Buona Vista)和“巴西拉峇”(Pasir Laba)两座隶属于花柏山射击指挥所但是相对孤立的炮台。

  此一时期新加坡装备的火炮除了一部分速射炮以外,基本已经统一为新式的6英寸和9.2英寸大炮两种。但是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为了强化新加坡这个重要堡垒,皇家炮兵甚至还不惜在这里砸下了5门其历史上最强大的海防炮——15英寸1型后装大炮(15 BL Mk.I guns,381毫米口径)。这型火炮是英国从1914年的“伊丽莎白女王”级到1946年的“前卫”级共6个级别的战列舰/战列巡洋舰的主炮,也是英国在二战中使用的第二大舰炮,仅次于“纳尔逊”级战列舰(Nelson-class)的16英寸1型主炮(406毫米口径,实验性建造的3门的18英寸1型大炮在“二战”时已经停用)。在整个“大英帝国”范围之内,宝贵的15英寸火炮总共只有7门被分配用于海岸炮台,新加坡便获得了5门,其中2门用于布奥纳维斯塔炮台守卫西南侧,另外3门则部署在樟宜的柔佛炮台(Johore Battery)。这些巨炮凭借超长射程甚至可以越过东北方向的马来亚领土,直接炮击马来亚外海的目标。

  此时新加坡的海防武装配置显然已经全面压倒了依然基本停留在一战水平的香港,体现出英军自知无力防守香港,做好了要在新加坡进行决战的心理准备。当然,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即便是这个“觉悟”也已经太过于乐观了。

  1941年12月香港遭到突然袭击时,除去临时动员的部队外其正规军仅有6个步兵营以及16个各类炮兵连,却面对着日本第23军的38师团、荒木支队(1个步兵联队)以及两个联队和3个大队的炮兵。即便如此,驻港英军基本上按照之前的计划将抵抗进行的有条不紊,前后坚守了18天。反观新加坡,坐拥3个师外加一个旅,共49个营的正规步兵,外加其它部队共计8.5万人,远超入侵的日军第25军(辖近卫、5、18师团)所辖的总共仅约3万兵力。结果因为守军对进攻方向的判断失误以及后续决策的迟缓,只防守了仅仅7天便宣告投降了。

  从海防炮台发挥的作用来看,无论是在香港还是新加坡其实都完成了它们被预期的首要使命——因为这些炮台的存在,日军在两地都没能有效利用优势的海上力量来支援地面战斗。至于直接参与战斗的情况,由于新加坡远远没有战至最后便投降了,因此大部分炮台都没有得到发挥的机会。目前有明确作战使用记录的仅有花柏山指挥部下辖的西乐索、巴西拉峇、拉布拉多(Labarador)、康诺特(Connaught),以及樟宜指挥部下属的柔佛、德光(Tekong)、司芬克斯(Sphinx)及樟宜(Changi)这几座要塞和炮台。最可惜的是,部署在布奥纳维斯塔炮台的两门15英寸大炮也没有得到开火射击的机会。

  在日本占领期间,樟宜地区的炮兵设施被日军改建为军用机场,并且在战后被英国皇家空军接管了下来,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樟宜国际机场。除此之外,位于南侧的部分炮台在战后曾经被英军恢复运作。只不过与香港只保留防空炮台不同,在新加坡恢复的炮台中有4座是海防炮台,它们直到1956年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目前就笔者所知,在新加坡位于可以进入的公共区域,尚有遗迹留存的主要要塞、炮台如下。如有遗漏还请大家指正:

  ·色拉蓬要塞(Fort Serapong )改建为高尔夫球场,炮台建筑尚存

  ·拉柏多反机动鱼雷艇炮台(Labrador ATMB Battery)位于拉柏多步行道,炮台建筑尚存

  ·柔佛炮台(Johore Battery)成为免费景点,炮台建筑部分尚存,有1门复原的15英寸大炮及炮弹供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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